朱声达将军
一、事件基本概况
青铜峡血案发生于1967年8月28日该事件，系“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武斗形势急剧恶化的典型案例之一，其由康生亲自煽动而引发，导致重大伤亡。230余人，其中死亡104人、伤残130余人，是宁夏“文革”期间武斗最为惨烈的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极具影响的流血武斗案例之一。该事件发生在宁夏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前，核心涉及当地两大对立群众组织的武装对峙、驻宁夏部队的介入处置，本质上是“文革”内乱背景下，野心家煽动群众斗群众、权力争夺与派性冲突交织引发的惨痛悲剧。事件发生后，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叛乱”，直至结束后，在邓小平同志推动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中，该事件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历史真相，为遇难者和受牵连人员正名。
二、事件背景
全国武斗大背景：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内乱的顶峰时期，年初各地造反派纷纷发起“夺权”运动，不同派别因夺权分歧、路线认知差异，矛盾迅速激化。7月，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这一口号成为各地造反派持械对抗的“借口”，直接导致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此前武汉“七二○事件”已打破地方局势平衡，此后上海、四川、安徽、河南等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武斗，造反派组织纷纷抢夺武器、划分势力范围，社会秩序彻底陷入混乱，生产生活停滞，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宁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兼具边疆属性，阶级斗争被刻意夸大，局势较内地更为复杂，武斗苗头自1967年上半年开始显现，逐步从口头争执、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持械对峙，为青铜峡流血事件的爆发埋下了全国性的时代隐患。
宁夏两派对立：“文革”爆发后，宁夏地区的群众组织迅速分裂为两大对立派别，形成尖锐的派性对抗。其中一派是以“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筹备处”（简称“革联筹”）为核心的组织，另一派是以“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为核心的联合组织（简称“指挥部”）。两派均宣称自己是“革命正统”，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文革路线，却因对地方当权派的批判立场、夺权主导权、政策理解差异等问题，矛盾日益深化。初期两派主要以张贴大字报、召开批判会等形式互相攻击，后期逐步升级为肢体冲突，进而发展到抢夺武器、控制关键场所，武斗规模不断扩大，从银川、吴忠等主要城市蔓延至青铜峡等交通要道和战略节点，双方仇恨持续积累，对峙态势愈演愈烈，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青铜峡战略要地青铜峡，坐落于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是宁夏“塞上江南”的富饶地带，亦为黄河流域关键的水利枢纽。自1958年起，我国便在此地动工建设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完工后，大坝全长达600米，横亘于黄河之中，塑造了巨型水库。它不仅承担防洪重任，还负责灌溉和发电，对宁夏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等广大地区的灌溉供水和防洪安全起到直接保障作用。若大坝遭受破坏，黄河将决口泛滥，下游数百方亩良田及多个城镇将遭受淹没，数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因如此，青铜峡成为了宁夏两派群众组织争夺的焦点。双方均力图控制这一关键设施，将其作为对抗对方、向中央和部队施压的筹码，导致青铜峡地区的局势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紧张。
武器泛滥：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惑和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宁夏两大对立群众组织纷纷将“武装自己”作为首要任务，武器泛滥问题极为突出。两派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武器，一方面公然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包括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弹药等，甚至部分组织还抢夺了部队仓库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自行收集制造简易武器，如土枪、土炮、砍刀、长矛等，逐步形成了具备较强杀伤能力的武装力量。据相关史料记载，截至1967年8月，青铜峡地区的对立群众组织已掌握各类枪支数百支、弹药数万发，简易武器不计其数，武装人员规模达数千人，这种大规模的武器泛滥，使得原本的派性冲突具备了升级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物质条件，成为青铜峡流血事件爆发的重要隐患。
三、康生煽动经过
事件升级前奏1967年夏季，宁夏地区武斗形势急剧恶化，永宁县、吴忠市等地相继爆发了小规模且血腥的武斗事件，整个局势逐渐失控。当时担任宁夏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的朱声达，作为负责宁夏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的核心领导，深刻认识到武斗升级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了遏制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他下令军区部队“严禁开枪，严禁抓人”，严格禁止部队介入派性冲突，防止矛盾激化。为了寻求上级的支持，并彻底解决宁夏武斗问题，朱声达在7月下旬亲自前往兰州军区汇报工作，然而，他的请求却遭到了兰州军区主要领导人的拒绝，最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8月8日，永宁县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武斗事件。兰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武断地判定，这一切都是朱声达下令开枪所致，并将责任强行推卸给他。面对无奈的处境，朱声达不得不启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中央发送电报，恳请中央召集宁夏各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来京，共同商讨并解决宁夏武斗问题。与此同时，青铜峡地区的对峙形势持续恶化，“革联筹”组织集结了一万余人，将驻青铜峡部队团团包围，切断了部队的供水、供电和物资供应，甚至企图抢夺部队仓库的物资，并威胁要炸毁青铜峡大坝。驻青铜峡部队陷入困境，与群众组织的对峙愈发激烈，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危机四伏的升级战。
处理兰州军区事务。
首先，我们需强化宣传教育工作，耐心向民众阐释破坏青铜峡大坝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说服他们自发撤离大坝，并终止对峙状态。
若劝阻不奏效，面对仍旧有民众执意进行诸如爆破大坝等高危举动，部队可以采取对空鸣枪以示警告，以此震慑民众、遏制过激行为。
三是，若民众无视鸣枪警告，仍旧执意进行爆破作业，且在部队进行制止的过程中，若有人向部队开火，威胁到我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部队有权进行自卫还击。然而，必须严格遵守“力求减少平民伤害”的原则，以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兰州军区随后将这三项处置方案一同上报中央，静待中央的批复。
康生的关键煽动康生牢牢掌控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权力，他素来擅长混淆视听、制造纷争、刻意挑起事端，以此手段谋求个人政治利益。当兰州军区上报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至中央，而中央尚未给出明确回复之际，康生于1967年8月28日凌晨时分，擅自给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拨通电话，进行恶意煽动与虚假信息的传达。
康生在通话中伪称：“总理委派我亲自致电于你，你们就青铜峡事件的处理意见已送达中央，毛主席亦已审阅，政治局亦已研讨，中央对你们的观点完全赞同。”这一误导性的信息，为兰州军区的后续处置行动披上了一层“中央批准”、“毛主席首肯”的权威外衣，实际上成为部队开枪反击的所谓“合法凭证”。然而，康生此举并未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正式授权，亦未经过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审议，纯属其个人恶意煽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剧宁夏的紧张局势、制造流血冲突，进而打压异见者、加强自身政治地位，他的行为无疑是导致青铜峡惨案发生的直接催化剂。
命令执行与局势失控冼恒汉在接到康生打来的虚假电话后，未对信息真伪进行核实，便立刻召集兰州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了康生所述的“中央指示”。常委们一致认同“中央已明确表态”，并决定立即执行之前提出的处置方案。紧接着，冼恒汉迅速将“中央同意处置意见”的虚假消息及兰州军区的三条处置意见，紧急通知给宁夏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康健民和副组长徐洪学，要求他们即刻部署驻青铜峡部队执行相关措施。康健民、徐洪学在接到指示后，立刻向驻青铜峡部队发出指令，允许部队在必要时采取鸣枪警告、开枪还击等强硬手段。此时，青铜峡大坝前的对峙局势已完全失控，“革联筹”部分人员已经开始筹备爆破行动。驻青铜峡部队在接到指令后，逐步进入警戒状态。然而，在康生的煽动和各级指令的层层传达下，原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冲突最终失控。
四、事件经过
8月28日：对峙无效1967年8月28日的拂晓时分，青铜峡大坝前，对峙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数千名“革联筹”组织的成员聚集在大坝周围，其中一部分人手持枪械、炸药、砍刀等武器，将大坝的入口和驻扎在青铜峡的部队营地团团围住。他们不断向部队发出挑衅的喊话，而一些激进的分子已经开始安装炸药，准备付诸爆破行动，威胁要“炸毁大坝，玉石俱焚”。
遵照兰州军区的指示，驻青铜峡部队的指挥官首先安排战士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反复强调破坏大坝的严重后果，并敦促民众停止过激举动，撤离大坝周边地区。然而，“革联筹”中的激进分子对此置若罔闻，不仅继续安装炸药，还向部队营地投掷石块和棍棒，甚至有人开枪射击，子弹击中了我军营地的墙体和设施，局势愈发紧张。在此之后，部队指挥官下令向空中鸣枪示警，试图以此震慑激进分子，但即便如此，部分民众并未撤离，反而变得更加激进，继续向我军射击，冲突由此升级至高潮。
部队反击，冲突升级。面对空鸣枪警告的无效，群众持续的枪声射击，以及大坝面临被炸的危急局面，指战员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驻青铜峡部队的指挥员在兰州军区的指令下，不得不下令部队进行还击。战士们迅速对激进分子的射击方向进行回击，双方随即陷入激烈的枪战。在混乱之中，“革联筹”的部分成员不幸中弹伤亡，其余成员则四散奔逃。即便在撤退途中，部分溃散人员仍不断向部队开火。双方的枪战持续了近一小时，直至逐步平息。这场血腥事件共造成230余人伤亡，其中104人当场死亡，13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在这场原本旨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水利枢纽前，派性冲突演变成了战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惨痛悲剧。这不仅是1967年全国武斗升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痛苦记忆的象征。
后续影响：青铜峡的悲剧性事件传至宁夏各地，并未能阻止武斗的蔓延，反而加剧了宁夏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使得武斗形势全面恶化。8月30日，银川郊区的掌政镇再度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武斗，双方群众组织手持武器对峙，导致15人丧生，逾百人受伤；在此之后，吴忠、永宁、灵武等地纷纷出现武斗事件，派别间的冲突愈发激烈，众多房屋遭受破坏，物资遭到掠夺，生产和生活秩序陷入混乱，无辜的民众被迫流离失所，伤亡人数持续攀升。
1967年的整个8月，宁夏地区“文革”期间的武斗导致了死伤人数的急剧上升，而青铜峡的血腥事件则标志着宁夏武斗形势的全面恶化，此事件亦引起了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它不仅为中央介入宁夏问题、遏制武斗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为后续的解决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事件也被康生等人所利用，作为对朱声达等同志进行打压的借口，进而加剧了宁夏的政治动荡。
五、结果与处理
签订协议，局势缓解。青铜峡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对宁夏地区动荡的局势给予了高度重视，迅速展开协调工作。随即，中央政府邀请宁夏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前往北京，在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和帮助下，于1967年12月成功签署了两份至关重要的协议。这两份协议分别是《关于停止相互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及《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两份协议明确指出，宁夏各派群众组织应立即停止一切相互攻击与武斗行为，无条件上缴所有武器装备，并拆除武斗据点，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协议还强调各派群众组织应摒弃派别成见，实现革命性的大团结，共同维护宁夏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协议签署后，在驻宁夏部队的监督与协助下，宁夏各地逐步展开武器收缴与武斗据点拆除工作，各派群众组织间的对峙局面得到有效缓解，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武斗逐渐得到遏制，社会秩序亦开始逐步恢复。
中央决定纠正错误定性：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中发〔1967〕407号文件），对宁夏局势作出明确部署，同时也对青铜峡事件和宁夏军区党委作出了错误认定。该决定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将宁夏武斗升级的责任强加于朱声达同志，同时错误地将青铜峡流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诬陷朱声达同志“遥控指挥叛乱”，给朱声达同志和宁夏军区党委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此外，决议中还明确指出，需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担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分别担任副组长。该小组的职责在于协调宁夏地区各群众组织，推动革命大联合的进程，并致力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决议也对中央派遣至宁夏支援的部队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认可，并要求部队持续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迫害与抗争自《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公布以来，朱声达同志不幸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无情打压与迫害。他被无端指控为“贺龙死党”、“反革命分子”，与宁夏军区副政委江波、政治部副主任何其仁等一同遭受批斗与拘禁，身心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与折磨。
1968年1月，朱声达等人被送到空军学院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宁夏班接受批判教育，7月又被转移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继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朱声达等人以“疏散”为名，被下放到陕西省蒲城县独立师大荔农场强迫劳动4年，长达数年的迫害，严重损害了朱声达同志的身心健康。但即便身处逆境，朱声达同志始终大义凛然，坚决抵制康生等人的错误行径，不断向组织申诉，坚持维护历史真相，与野心家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平反正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国开始进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中央逐步开展对各类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宁夏青铜峡流血事件和朱声达同志的冤案也被纳入复查范围。
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中央明确指出青铜峡血案系康生等个别分子蓄意挑起的一场悲惨灾难，而非所谓的“反革命叛乱”；《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中发〔1967〕407号文件）中针对朱声达同志、宁夏军区党委及相关人员所加诸的诬陷之辞，均缺乏根据，实属冤屈与错判。
1979年2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覆盖全区55万民众的有线广播大会，正式声明：在党中央的批准下，废止了中发〔1967〕407号文件，对由此引发的所有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平反；并对1967年8月28日发生的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进行昭雪平反，还原历史真相；同时，撤销了对朱声达、杨静仁、马玉槐等同志及宁夏军区的所有不实指责与污蔑，为相关受牵连者恢复名誉并落实相关政策。至此，青铜峡的悲剧事件得到了准确的定性，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历史的真实面貌得以重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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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号：开国将领的英勇战绩[网络文献]》股王配资网站，发布日期：2018年11月9日。（访问链接：http://m.toutiao.com/group/6621758776506581512/?upstream_biz=dou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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